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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传统政治思想中，前者则源于民本思想，其极致便是孟子主张的暴君放伐论，后者是忠君和吏治的体现，如韩非认为国君对臣下要因任而授官，循名而责实，操杀生之柄，课群臣之能者也[4]。

[17] 十三起正式的弹劾案中，被判有罪的仅七起，且这七人均为法官。而弹劾制度在总统制或半总统制国家相对重要，适用范围也较广泛，如美国、法国、韩国等，弹劾对象包括总统在内的所有行政官员、法官和其他公务人员。

就约束权力而言，权力分立和传统监督思想是一致的。对立面即存在异质的利益对立或竞争的主体。另一方面，如果加强对监督系统的控制，监督系统则往往会异化为专制集权的工具，甚至成为特务机关： 监督系统自身官僚化及其危害以唐代的观察使制度最为显著。而是鉴于传统制度留存下的许多细节和观念仍然深刻地影响着当下，为例将监督制度纳入法治系统，有必要寻找一些参照，以了解分权制衡与正当程序是如何用于实现对权力进行约束的社会功能。而正当程序原则可以保障各种不同的监督之间分工明确、并行不悖。

（4）在控辩双方盘问证人和辩论结束后，首席法官按姓氏字母顺序一一点名询问每个参议员是否认为总统有罪，参议员只能回答有罪或者无罪。而起诉则由众议院负责。进入专题： 萨维尼 历史法学派 日耳曼人 罗马法 。

除去让其一战成名的那本1814年的小册子，萨维尼还在1803年出版了奠定其学界地位的《论占有》。从此德意志王国便称为罗马帝国，以后又加上神圣和德意志民族的字样。而罗马法学在意大利经历了注释法学派和评论法学派两个时期后重心转移到了法国，成就了法国的人文主义法学。各国族的宗教并不一定是她们自身所独具的，其文学亦甚少绝然摆脱最为强势的外部影响——基于同一原理，她们拥有一个外来的、一般的法律体系，亦未非不自然。

(3)林文雄：《德国历史法学派与萨维尼》，载许章润主编：《萨维尼与历史法学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来源：《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12年第1期。

其之形成的一切条件均付阙如，而须由在古罗马的法律嘉惠者甚多。(13)[德]K.茨威格特、H.克茨：《比较法总论》，潘汉典等译，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136页。在13世纪阻碍罗马法进入德意志民族生活的因素一直存在，质疑全盘继受的声音也时有出现，但从最终的结果看，截至萨维尼那个时代，罗马法已在社会生活中占据着不可忽视的作用了。然而，历史就是如此吊诡，日耳曼民族和罗马帝国有着非常深厚的渊源关系。

(12)在这场运动中产生的著名法典有《普鲁士普通邦法》、《奥地利普通民法典》和《法国民法典》如果说由于已经深入德意志民族心中的神圣罗马帝国的存在为罗马法在德国的发展提供了政治基础的话，那么罗马法自身的学术发展状况也为萨维尼提供了支持。(1)由此，萨维尼通常被认为崇尚习惯法，而反对立法，反对法典编纂。形成的一个局面是，自13世纪以来，罗马法最初适用于德意志地区，几乎都是通过教会实现的。

萨维尼的这种大度的历史观值得我们深思。没有法学界对法学知识的贡献，康德和黑格尔的法哲学思考是不可想象的。

(12)在这场运动中产生的著名法典有《普鲁士普通邦法》、《奥地利普通民法典》和《法国民法典》。(15)[德]萨维尼：《论立法与法学的当代使命》，许章润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01年版，第4页。

在《论立法与法学的当代使命》中，萨维尼指出：在人类信史展开的最为古老的时代，可以看出，法律已然秉有自身的特性，其为一定民族所特有，如同其语言、行为方式和基本的社会组织特征。如果对萨维尼及其历史法学派能够有一个透彻的理解，这将对处在一边移植外来法律一边致力于实现民族复兴的转型中国有所裨益。尽管历史唯物主义告诉我们，历史就是历史，它是一种客观的存在，不会因人的意志而发生改变，因而注定了历史绝不是胡适先生笔下的人们想如何打扮就如何打扮的小姑娘。476年，西罗马帝国灭亡后，在西罗马帝国的土地上建立了很多日耳曼人的王国。众所周知，自11世纪末以来，罗马法走上了复兴之路。这一运动的主要特征是注重个人情感的表达。

  四、    小结 尽管在许多问题上，比如在对待犹太人的问题上，在对待普鲁士政府的问题上，萨维尼因态度保守而经常受到指责，但萨维尼以及罗马法派的德国法学家在面对德国的罗马法的真实局面时表现出来的坦诚也不由得让人们再次去揣摩奠定这一学派基础的词语——历史。各国族的宗教并不一定是她们自身所独具的，其文学亦甚少绝然摆脱最为强势的外部影响——基于同一原理，她们拥有一个外来的、一般的法律体系，亦未非不自然。

在自然法学者的推动下，在启蒙运动的鼓舞下，18世纪末19世纪初，一股法典编纂的浪潮席卷了欧陆。(17)[德]萨维尼：《论立法与法学的当代使命》，许章润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01年版，第29页。

(15)萨维尼在《历史法学杂志》的创刊号中也声称，法学的对象已预先被现行法的历史性所决定(而且不是经由理性法的抽象化或启蒙立法者的命令)。(2)谷春德主编：《西方法律思想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70页。

(25)如同英国法也是在很晚近的年代才在英国本土的大学中登堂入室一样，在德国尽管在13世纪就有所谓的日耳曼法的编修工作，并且在以后也不乏此类活动，但是大学中占主导的还是学术化的罗马法。因此，萨维尼也并非在冒着天下之大不韪向他的同胞解释罗马法也应是其民族文化的一部分。其之形成的一切条件均付阙如，而须由在古罗马的法律嘉惠者甚多。(27)但是到了15世纪末，由于社会情势大为改观，德国开始了大规模全盘继受罗马法的进程。

(26)[德]Franz Wieacker：《近代私法史》，陈爱娥、黄建辉译，台湾五南图书出版公司2004年版，第94页。如何理解萨维尼及其历史法学思想并不是一个标签就能解决的问题。

然而，自然法画地为牢的特点也决定了它一定会走向自己的反面。因此，启蒙的理性法被赶下了神坛。

(18)由此可以看出，在萨维尼眼中，民族之间的影响与交融是一个基本的历史事实，连辉煌的古罗马亦未曾在孤立的状态下按照所谓的既定轨迹发展，因而在德意志的法律中接受某些罗马法的因素并不值得大惊小怪。对于此一‘普通法，德国法学家们的科学研究一直撅力甚伟。

从这个角度看，罗马帝国并未被德意志民族排斥在其历史之外，恰恰相反，德意志民族还引以为豪。想想我国历史上沈家本和伍廷芳等人的主张与实践，不难产生这样的疑问：萨维尼为什么一边担任立法要职，一边还反对立法呢？他真的反对法典编纂么？如果再罗列一下萨维尼的著述清单，人们的疑惑会更大。上文提到在罗马法复兴的过程中，大量留学生来到意大利学习罗马法。同时，法国大革命的腥风血雨使得人们开始反省，难道在理性和自然法的光辉指引下，人们获得的就是这样一个在某种程度上草菅人命的美好社会。

(11)这种唯理主义被用来考察法律现象，其结果便是自然法的产生。这一时期，甚至远在海峡对岸的英国也有学生前往欧洲大陆学习罗马法，而且英国的大学在很早的时候已经延聘罗马法的教师了。

(7)林刚则以双重的生命，双重的历史为依据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问题本身。然而，历史就是如此吊诡，日耳曼民族和罗马帝国有着非常深厚的渊源关系。

如果我们依然如一百年前那样纠缠于传统与现代之间，本土与洋务之间，而置这一百多年的法律发展于不顾的话，换言之，如果我们今天用日耳曼法学派那种理解民族和历史的眼光思考我们的民族和历史问题的话，或许萨维尼坦诚而实在的历史观能把我们从这样的漩涡中解救出来：清末的修律，民国时期的法律尤其是民法典已经在中国法律发展史上牢牢地占据了一席之位，成为中国历史的一部分，无法再给它们贴上外国制造的标签而予以排斥了。此种‘普通法的主要渊源是查士丁尼的各种法律汇编，其之适用于德国本身即已引致了重大的修订。